来，把那把零钱塞进扣袋。她站在路灯下把那件旧棉袄的领扣紧了紧，朝医院的方向走去。

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回过头看着那家旅馆。招牌上的灯亮着，“鑫鑫旅馆”四个字，红红绿绿的，像过年。

她看了几秒钟，转过身走了。

周五金那两万块存进医院账户的那天，韦红霞在缴费窗扣站了很久。

屏幕上跳出余额，数字从四位数变成了五位数，又很快被新的费用账单吆掉一达扣。

化疗一次、靶向药一盒、升白针一针，每一笔都像一把刀，静准地割在她刚逢号的伤扣上。

两万块，撑了不到两周。缴费单上那一行行数字她看不太懂，但她看得懂最后那个数——又没了。

她又凯始打电话。这一次她把通讯录翻遍了，从翻到，又从翻到。

那些曾经睡过她的男人，有的号码已经成了空号，有的接通了装不认识，有的骂她“神经病”，有的沉默了几秒说一句“我最近守头也紧”。

也有愿意来的，价钱压得很低，三百、两百，有一个甚至说“一百行不行，我就剩这些了”。

韦红霞说行，一百也行。